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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ewe中文名字是什么

Loewe的中文名是罗意威。罗意威(Loewe，中文名曾译为罗威)是1846年诞生于西班牙、拥有160多年历史的国际著名皮具品牌。罗意威(Loewe)以制作顶级皮件闻名全球，创新、现代、极致工艺以及对于皮革的卓越理解一直都是品牌的核心价值。

罗意威(Loewe)

国家或地区：其它

创建时间：1845年

创建人：恩里克·罗意威·罗斯伯格(EnriqueLoeweRoessberg)

◆罗意威(Loewe)品牌简介

罗意威(Loewe，中文名曾译为罗威)是1846年诞生于西班牙、拥有160多年历史的国际著名皮具品牌。“Loewe”这个单词应该怎样发音？答案是“low-ay-ve”。

罗意威(Loewe)以制作顶级皮件闻名全球，罗意威(Loewe)的皮制品一直受早期占领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传统风格影响。如今在乔纳森·威廉·安德森(JonathanWilliamAnderson)的创意指导之下，罗意威(Loewe)自1846年创立以来的核心价值——工艺、创新及无与伦比的皮革制作工艺，得到了重新演绎，并将现代时尚与文化意识融入其中。

罗意威(Loewe)皮革用品以及时装饰物，手工细致精巧，具有浓厚浪漫古雅情调的地中海文化色彩，1905年是罗意威(Loewe)的荣耀之年，它被正式委任为西班牙王室的特许供应商。由于深受西班牙皇室的眷顾，罗意威(Loewe)的客户与日俱增，迄今仍有许多王室成员特别向罗意威(Loewe)订制皮革用品系列。

罗意威(Loewe)在第四代传人恩里克·罗意威·林奇(EnriqueLoeweLynch)的悉心管理下，从皮具延伸到时装界，当今著名的设计师KarlLagerfeld、GiorgioArmani及LauraBiagiotte都曾担任罗意威(Loewe)时装的早期设计师。致力于发展高级时装系列的罗意威(Loewe)，于1997年邀得国际级时装设计师NarcisoRodriguez出任女装系列的设计总监。这位古巴裔美籍著名设计师才华横溢，其成就获得国际时装界的高度评价。

2013年，LVMH集团宣布任用英国新锐设计师乔纳森·威廉·安德森(JonathanWilliamAnderson)为罗意威(Loewe)设计总监。在乔纳森·威廉·安德森(JonathanWilliamAnderson)的掌控之下，罗意威(Loewe)以符合最新时尚的方式完美诠释了女装、男装、配饰和高端居家产品。乔纳森·威廉·安德森(JonathanWilliamAnderson)通过写实的设计手法及对产品功能的精益求精，成功地将罗意威(Loewe)产品打造成兼具实用性及独特性的精品。

具有特别触感的流线型手袋，透过现代设计理念彰显其皮质天然本质。经过乔纳森·威廉·安德森(JonathanWilliamAnderson)的重新设计演绎，品牌经典款式“Amazona”和“Flamenco”突出了其柔软度与实用性的特点；具有完美廓型的褶皱皮革风衣，具有极简主义风格的经典机车款夹克；顶级优质羊绒套衫设计精巧，搭配量身定制的衬衫，突显持久永恒魅力。家居必备毛毯，以及罗意威(Loewe)经典系列的标志性木材和皮革座椅，利用醒目的全新色彩组合焕发新姿。所有这些时尚精品奠定了罗意威(Loewe)新世界的基础。

◆罗意威(Loewe)品牌新标识：

2014年，世界知名创意机构M/M巴黎的艺术及设计二人组MichaelAmzalag和MathiasAugustyniak，为罗意威(Loewe)品牌创建了新的图形标识。该标识的灵感来自德国出生的英国印刷专家BertholdWolpe，揭示了罗意威(Loewe)品牌创始人EnriqueLoeweRoessberg的德国背景，他于1846年与一位来自马德里的皮革工匠合作创建了自己同名品牌。由西班牙画家VicenteVela于1970年设计的Anagram图案，其真正的起源应是用于标记牛和皮革的烙印。包装也经过了重新设计，并采用了全新的烟熏风格的烟白色。

将于今年6月底于巴黎举行的男装以及由StevenMeisel创作的广告宣传作品，将成为具有168年历史的西班牙品牌重塑的基石。所有这些以及更多产品，将组成全新的、无所不包的罗意威(Loewe)世界。当前的基础，经过创建、扩大直至成为内在精髓：过去，现在，未来。

◆罗意威(Loewe)产品类别：

成衣、高级定制、包袋、配件、丝巾

◆罗意威(Loewe)所属集团：

LVMH集团

◆罗意威(Loewe)历任设计师：

纳西索·罗德里格斯(NarcisoRodriguez)(1997-2003)

JoseEnriqueOnaSelfa(2003-2007)

斯图尔特·维渥斯(StuartVevers)(2008-2013)

乔纳森·威廉·安德森(JonathanWilliamAnderson) (2013-至今)

◆罗意威(Loewe)创始人恩里克·罗意威·罗斯伯格(EnriqueLoeweRoessberg)介绍：

罗意威(Loewe)的出生地在意大利的邻国西班牙，创建人却是德国青年恩里克·罗意威·罗斯伯格(EnriqueLoeweRoessberg)。1872年，28岁的罗意威(Loewe)先生来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凭着多年制作皮革的丰富经验，他先加入由一群西班牙皮革技工师所创立的制皮工作坊，主要制造皮革小盒、相架、皮袋、皮包、烟丝盒等精致的皮革用品，由于当时马德里人对一切奢侈品的设计极为着迷，皮革用品可谓盛极一时，于是这个工作坊在西班牙贵族界内崭露头角，并拥有了无数国内外的贵宾，甚至吸引了欧洲富豪。

1846年，EnriqueLoeweRoessberg在马德里最繁盛的商业区开设了第一家罗意威(Loewe)皮具商店，这家店很快就成为马德里最豪华最有名气的皮具专卖店，罗意威(Loewe)随后在西班牙各地开设专卖店。1894年，由于制皮工作坊的另两位合伙人相继离开，恩里克·罗意威·罗斯伯格(EnriqueLoeweRoessberg)成为工作坊唯一的老板。

◆罗意威(Loewe)现任设计师乔纳森·威廉·安德森(JonathanWilliamAnderson)介绍：

乔纳森·威廉·安德森(JonathanWilliamAnderson)于1984年出生于北爱尔兰，曾就读于伦敦时装学院。在随后几年中，他迅速崛起成为同时代最顶尖的设计师之一，并凭借其同名品牌J.W.Anderson的时尚设计而名利双收。2008年，乔纳森·威廉·安德森(JonathanWilliamAnderson)创立了个人服装品牌J.W.安德森(J.W.Anderson)，并推出了第一个男装系列。2010年，J.W.安德森(J.W.Anderson)推出的第一个女装系列。2013年，LVMH集团宣布任用英国新锐设计师JonathanWilliamAnderson为罗意威(Loewe)设计总监。

◆罗意威(Loewe)官方网站：

◆罗意威(Loewe)品牌故事

◆罗意威(Loewe)品牌大事记：

1846年，马德里正陷入一股婚宴狂热，准备波旁皇后伊莎贝尔二世和她的妹妹InfantaMariaLuisaFernanda的皇室婚礼。恩里克·罗意威·罗斯伯格(EnriqueLoeweRoessberg)在马德里最繁盛的商业区开设了第一家罗意威(Loewe)皮具商店。

1872年，EnriqueLoeweRoessberg将他在制造皮革制品方面的技巧和其他当地师傅结合开始工作，受到很大的反响，到了1890年代，当地贵族都挤到这个称为calledelPrincipe的小店，上门抢购店内的所有依据宫殿贵族的需求而订制的物品。

1905年，皇室婚礼的风潮再起。新国王与皇后AlfonsoXIII与VictoriaEugenia(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侄女)，赐予罗意威(Loewe)“皇室皮件供应商”的荣誉头衔。此时，经营者为创办人的第二代EnriqueLoeweHilton，开始制作女性蜥蜴皮、鳄鱼皮或蛇皮手袋。也让罗意威(Loewe)成为代表优雅高贵的皮具品牌。

19世纪20年代，大批社交名媛涌入位于马德里与巴塞罗那的罗意威(Loewe)店铺，抢购各款女士手袋，还有品味挑剔的男子也喜爱收纳纯银质剃须刀的旅行包。

1934年，EnriqueLoeweKnappe在父亲与祖父相继去世之后接手罗意威(Loewe)，他所面临的是令人畏惧的未来。许多顶级客户纷纷避走他乡，其他人则担心国王会不会也流亡国外。

1939年，罗意威(Loewe)位于马德里GranVia大街设立了最大的专卖店。

1943年，罗意威(Loewe)又在巴塞罗纳PaseodeGracia大街开设分店。

19世纪50至70年代，罗意威(Loewe)的零售店快速扩张，延伸至Bilbao、Valencia、PalmadeMajorca、Seville、SanSebastian、Granada、Cordoba、LasPalmas、Tenerife等地。

1959年，马德里的Serrano设立新店，建筑师JavierCarvajal打造出极富创意的摩登空间，是精简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

19世纪60年代，罗意威(Loewe)已推出自己的创意杂志《Forma》，大胆的图案设计相当引人入胜。

1963年，罗意威(Loewe)的触角到了伦敦，70年代开始则在香港、东京开设分店。

1992年，全球的目光聚焦于一个充满信心的现代民主国家，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塞罗纳举办，世界博览会在赛维亚举行，马德里也获选为欧洲文化之都(这个欢乐的年代就完美呈现在阿莫多瓦2009年拍摄的**《破碎的拥抱BrokenEmbracesi》，场景设定于90年早期，片中女主角佩妮洛·普克鲁兹身上就带了一款罗意威(Loewe)的丝巾)。罗意威(Loewe)在此歌颂西班牙的丰富文化，推出新手袋系列Velazquez。灵感取自十七世纪风行的触感与色泽。

1996年，全球最顶级的奢华精品LVMH集团收购罗意威(Loewe)，让品牌得以迅速在全球市场扩张，也妥善保护了一家经营完善的公司。

1997年，美国设计师NarcisoRodriguez获聘成为罗意威(Loewe)成衣系列设计师。

2003至2007年，则由比利时设计师JoseEnriqueOnaSelfa主导设计。

2007年，推出NapaAire，这是另一款无支撑结构的创新设计，且推出前所未有的十六种色选。

2008年1月到2013年8月，斯图尔特·维渥斯(StuartVevers)担任罗意威(Loewe)创意总监。

2013年，LVMH集团宣布任用英国新锐设计师JWAnderson为罗意威(Loewe)设计总监。

2013年，全亚洲最大罗意威(Loewe)旗舰店，在上海南京西路的静安嘉里中心开业！

2014年，设计师JonathanWilliamAnderson上任创意总监后找来法国著名图纹设计师组合MichaelAmzalag与MathiasAugustyniak合作，重新设计品牌Logo与包装。

2014年7月10日，罗意威(Loewe)开设了在米兰的首家精品店，该店坐落在蒙特拿破仑大街，占地1830平方英尺。

◆罗意威(Loewe)购买方式

罗意威(Loewe)专卖店中国城市分布：北京、成都、杭州、南京、青岛、上海、沈阳、苏州、天津、无锡、香港、澳门、台湾。

日常生活中穿旗袍会奇怪吗？

我认为，日常生活中穿旗袍不会奇怪啊！

穿旗袍，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习惯或者说是一种文化传承，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就会感到奇怪或者不适应。那么，穿旗袍是否会奇怪呢？这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和探讨。

首先，从文化角度来看，旗袍是中国传统服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体现。因此，在传统文化重视和弘扬的时代背景下，身着旗袍显然并不会显得奇怪，反而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特别是在一些重大传统节日和重要场合，如春节、中秋节、婚礼等等，穿旗袍则是一种表达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此时，穿旗袍就显得异常得喜庆、庄严和隆重。

其次，从现实角度来看，穿旗袍在当今社会并不常见，可能因为现代化和国际化程度提高后人们更倾向于穿西装或休闲服装。在这种背景下，穿旗袍会让人感到不协调或不自然，给人带来些许的突兀感和不适应，尤其是在一些领域来说，像是现代企业或科技公司等地方，穿旗袍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最后，从个人角度来看，人的审美眼光和个性也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决定了一个人对于穿旗袍会产生不同的感觉。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穿旗袍非常优雅、时尚和高贵，因此他们会在日常生活中穿旗袍而不觉得奇怪，反而更能凸显自己的独特风格；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穿旗袍很古老、陈旧和过时，因此他们并不会选择穿旗袍。

总而言之，穿旗袍是否会奇怪主要取决于时间、场合、文化背景、审美眼光和个人性格等多个因素。在尊重传统文化、表达个性魅力、彰显时尚态度和展现肢体美感的非重大场合下，穿旗袍都不必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跨界竞争的可怕之处在于什么？

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古往今来，那些打胜仗的将军，无疑不是深知自己的优劣势，又能将对方的情况刻画得入木三分。但当有一天，你不知道自己是在跟谁打仗，你又该如何应对？

第一:恐惧来源于陌生

这是一个摧毁你，却与你无关的时代；这是一个跨界打劫你，你却无力反击的时代；这是一个你醒来太慢，干脆就不用醒来的时代；这是一个不是对手比你强，而是你根本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的时代。这段话是不是很熟悉？在这个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你的竞争者不仅仅来自你可以预见的同行，另外一批带着先进技术的创新者，也在以前所未有的迅猛，从另一个领域进入到你的领域，抢走你的生意，抢夺你的钱财！这种跨界打劫竞争，才最令人感到恐惧，因为你不知道对手是谁，来自哪里，又带着怎样的“黑科技”，对方的神秘感以及陌生感，才是你最大的压力，是你恐惧的源头。跨界打劫，屡见不鲜。在互联网时代，跨界打劫已经屡见不鲜，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腾讯微信的出台，直接打劫了中国移动、电信和联通的饭碗，微信免费，让舒舒服服地收了十几年的通信和短信费的几大垄断运营商们大惊失色。再比如今日头条，如今可以说是手机必备APP，谁能想到距它成立不到五年，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创立者是一个理科生。还有，淘宝成为了实体店最大的竞争对手，使得一半以上的书店，服装店，鞋店，皮具店，精品店倒闭关门。支付宝对银行造成巨大冲击，当年“余额宝”出台，据说18天狂收57个亿资金存款。跨界不仅仅出现在这些商业人士上，许多明星也玩起了跨界。任泉、李冰冰、黄晓明等明显组建了阵容超强的StarVC，目前投资的一些项目已经实现了快速成长，比如：秒拍、小咖秀、韩都衣舍。。。吴京投身导演行业，凭借《战狼2》也是赚足了票房，还有一些明星跨到餐饮行业，开起了火锅店，我们熟知的就有上上谦（薛之谦）、贤和庄（陈赫）、黄粱一孟（黄磊与孟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跨界仿佛已成为家常便饭，屡见不鲜。如果有一天你隔壁开火锅店的张三，卖手机卖得比你好，你不用觉得惊讶。因为，这个跨界时代，每一个行业都在整合，都在交叉，都在相互渗透。原来你一直获利的产品或行业，在另外一个人手里，也许就变成一种免费的增值服务，颠覆的发生，只是分分钟的事。

民国婚礼礼服的变迁，是新与旧的碰撞，是时尚与传统的对话

民国是一个璀璨的时代，新旧思想的碰撞， 时尚 与传统在这里交织，“西风东渐”改变了固有的东西，在破与立之中，生活习惯与方式也正在悄悄的发生着变化。

社会 的变革就像微风吹皱了一池春水，在人们的生活里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文化、思想、服饰、妆容，甚至是传统的婚礼，都接受着一场文明的洗礼。

民国的婚礼也正在中西合璧的趋势下，变得更加开明，婚礼的服装也从传统的凤冠霞帔，演变成旗袍、婚纱等融合了近代 时尚 元素的服装。

清代的婚礼服装大体还是延续了明朝的旧制，基本还是凤冠霞帔的模式，但是也有了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融合了满族的一些习俗。

在清末民初之时，女子出嫁的重要头饰，还是凤冠，当然这个凤冠不是指的皇后专有标志，这个是新娘所佩戴的，彰显身份的婚礼必备品。凤冠通体都是耀眼的红色，这也象征了婚礼的吉祥。

凤冠的上半部分缀以红花、流苏、珠串等，显得富丽堂皇，人生的大事，一般的家庭都不会忽略这个大问题，在凤冠的打造上，也会花很多心思，他们会请专门的匠人去制作打理。

凤冠之上会团簇很多红色绒花，周围点饰小珍珠，只有绒花中间会出现大颗粒的珍珠，这也是凤冠的点睛之笔，珍珠的大小也是身份的象征，凤冠除了凤凰为主要装饰外，还有蝴蝶、花朵等等细小的装饰。

有了凤冠，云肩也是不能少的，云肩这种饰品出现得比较早，在隋朝就开始有了它的踪迹，汉代时开始被人们所接受，到宋朝时，云肩已经被普罗大众所接纳，“ 飞入寻常百姓家 。”明清时，云肩已经成为了一种 时尚 ，上至宫廷贵妇，下至平民女子，都把云肩当做一件常用装饰品。

十字交叉形状是云肩的基础款式，普遍流行，四合四如意云头的形制是云肩的标配，喻义为四平安稳，祥和如意，这是一种美好愿望与服饰的契合。当然服饰也不会全是千篇一律的样子，在十字交叉为主流款式下，形制也有所变化，审美的不同与发展，使云肩又有了 一字形、放射形 两类，这是根据人的审美喜好来定制的。

在婚礼这种人生大事上，云肩的款式更加雍容，采用了大云肩担当婚礼大事，大云肩的对角线长度达到了2.5米，工艺精湛，有着古典文化的独特优雅，云肩的款式，正好与中国古代的文化相契合，“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喻义，使得云肩的款式更加符合传统意义的审美。

清末的传统婚礼服装还是遵循了传统的服饰审美，女性多以宽袍大袖，下着马面裙为主，而男性的婚服还是以长袍马褂，头戴礼帽为主。

到了清朝后期，接近末世之时，婚礼服装就开始从繁复的工艺里解脱出来，由于人民生活的动荡不安，婚礼的服饰也开始有了很多的变化，女性的婚服从宽袍大袖逐渐发展成为窄袖，当然也有少数富贵人家，还是保留着宽袍大袖的传统礼制。

当清代开始慢慢走向衰亡之时，“西风东渐”的思潮开始渐渐的产生，留洋派也从西方国家学习到很多新的事物，在他们决定变革之时，开始从行为、服饰、思想等等做为切口，与传统的文化，产生了碰撞的火花。

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下，女性的服装往往并不能展示她的曲线以及柔美。

直到1926年，第一批改良旗袍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人们惊奇的发现，女性穿上这样的服装，其柔美的特性被展示得淋漓尽致，于是一大批思想进步的女性，纷纷穿上经过改良的旗袍走上街头，成为一道时代的亮丽风景。

随后改良旗袍也成为了婚礼的一个“常客”，特别是像上海这样的 时尚 之都，女性对于摩登装扮的敏感嗅觉，使得旗袍成为了一种惯常的装束，民间的婚礼也渐渐的接受以旗袍为礼服。但是这仅仅是局限于城市的接受，对于广大的农村来说，改良旗袍并没有普及下去，一是因为确实不适合劳动生产，二是接受度也远远没有达到全方面覆盖。

直到1927年，一场“ 文明婚礼” 炸开了传统的坚冰，将新式文明婚礼作为范例召告天下，婚纱与新式礼服开始有了雏形。

1929年南京政府颁布《服制条例》，此时，旗袍登上了 历史 舞台，此条制让女性礼服的清单里多了旗袍这种款式，打破了清代以来，女性礼服上衣下裙的单一模式，让旗袍在礼服中大放异彩，旗袍也正式成为女性的“国服”。

民国“ 文明婚礼 ”的倡议，使旗袍走进了礼服的殿堂，作为新思想、新文明的产物，它承担着更重要的意义，是一场女性的自我觉醒，更是新思想的深远影响。而男性在“ 文明婚礼 ”的影响下，礼服的选择上，也有了更加自由的空间，他们可以穿上长袍，也可以穿上西装。

当然这是一场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在互相的碰撞中，总会产生一些错乱，比如胡适与江冬秀的婚礼，就足见当时婚礼在新旧之间的摇摆，新郎胡适身穿西装，外套礼服，新娘江冬秀穿黑色绸缎衣服，先由宾客致辞，后由新郎致答谢词，屋里悬挂着贺联，萦绕着留声机播放的音乐。

这一场新旧婚礼的上演，也让大家管中窥豹，虽然旗袍已经做为了“国服”，但是在城乡差异性与接受性来说，并没有普及到广大的农村。

不论是新式婚礼制度，还是礼服的改变，上海、广州、武汉等等通商城市，都走在时代的最前沿，成为改革的先驱者，而边远山区或者农村还是坚守着传统的婚姻礼制，宽袍大袖的婚礼服装依然存在。旗袍这种新兴产物不可能被接受，一是不利于生产生活，二是旗袍的高开叉，是不会被传统思想所接纳的。

当然，时代在不断进步，旗袍终究还是在婚礼中大放异彩，在时代的影像里留下它的灼灼其华。

1927年的12月1日，女士的大婚现场，就是民国婚纱的开端。

女士穿着圣洁的婚纱，手捧康乃馨，笑靥如花，蒋先生穿黑色燕尾服，内着白色衬衫，条纹西裤，银色领带。这场豪华的婚礼，把人们从摇曳不定的新旧碰撞里解脱出来，完美的诠释了新式婚礼的礼服版本。

从服饰、款式、颜色上都打破了原有的红色为天下的局面，圣洁的白色从此登上了婚礼的大雅之堂，从排斥到融合，婚纱成为了接受西方文化的标志之一。

1935年的2月7日，一场空前绝后的集体婚礼，在上海紧锣密鼓的筹划着，上海市 社会 局在各大公报发表了倡议书，“ 简单、经济、庄严 ”的文明婚礼被提上日程。

同年的4月3日，上海 社会 局出面举办了集体婚礼，当时有60对新人报名参加，最后确定下来57对参加这次集体婚礼。下午第一届新生活集体婚礼隆重开幕，这次婚礼可以说是异常热闹，为了维持现场，出动了大批警察维护秩序。

这次集体婚礼的服装是统一配置，全都是亚美织绸厂为这次婚礼特别制作的，新娘统一的长裙曳地，头戴圣洁的婚纱，胸前是参加活动的章证以及扎花，她们手捧鲜花，个个笑容灿烂，而新郎则是统一的蓝袍黑马褂。

整个婚礼庄严、简单，自上海开启了集体婚礼的先河后，各地也开始纷纷效仿，婚纱也成为新式婚礼的首选礼服。

《申报》也曾登载过新人穿着白色婚纱举行婚礼的新闻，新娘依然是一袭白色婚纱，而新郎还是长袍马褂，这种新旧交替的碰撞，是时代的过渡，是文明的变迁，也是传统与 时尚 的兼容并包，在长袍马褂与白色婚纱的奇妙组合中，一场文明的对话，开启了传递与接受的新局面。

文明婚礼，不但使得婚礼形式更加浪漫，也更加西式化，婚纱的款式也多种多样，有长袖、短袖、无袖等款式，婚纱可以长至脚踝，也可以结合旗袍与婚纱的款式，形成一种新的样式，新娘的白手套也可以量身定做，根据衣袖长度搭配出不同的长短。而男士的礼服多半是黑色燕尾服，一股浓浓的绅士风度，穿越空间，扑面而来。

但是从中国的传统观念来看，婚纱的白色是登不得婚礼的大堂的，白色只在丧事中出现，如果出现在婚礼现场，就是一种对婚礼的蔑视，或者是挑战了传统思维。

虽然接受了婚纱的样式，但是颜色上，又让人难以完全融合，《礼记》记载:“ 素服以送终也 ”。就是说，白色是出现在丧事里的，民间的传统习俗是强大的，如果身穿白衣举行婚礼，会被认为是不吉祥的，这种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习俗想改变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很多地方，人们还是不会接受以纯白的婚纱作为礼服，只有特别新潮的人士，才会穿上婚纱完成人生大事。

在民国时，上海、广东、武汉等等地方由于通商口岸的方便，也更加容易吸收到西方的先进思潮，男人或者女人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甚至有很多“留洋”人士，他们都是接受新思想的革新派，所以婚纱，西装在他们眼里就是婚礼的标配，这些人接受起来更加的容易。

而内陆以及乡镇地区婚礼的服装变化并不太大，甚至很多地方还是清代的传统，不容易接受白色的婚纱作为婚礼的吉服，在传统观念里，还是认为大红色是为吉祥，也不能接受婚纱的款式，旗袍的高开叉，这与教育以及地域有很大的关系。

东西方在婚礼颜色的冲突上，有些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杨绛先生在《将饮茶》中就提到过这样矛盾，“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结婚，三姑母来吃喜酒，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贺客诧怪，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我倒认为她不过是一般所谓‘怪僻’。”

杨绛先生的三姑母，就是杨荫榆女士，她受过西方的教育，在当时应该是有着新兴思想的新女性，所以她穿着白色衣服，白色皮鞋来参加婚礼，对她自己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妥当，但是在场的贺客却认为她这样不合乎规矩。

民国是一个神奇的时代，是新旧思想交替，传统与 时尚 相互碰撞的时代，婚纱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在通商繁荣之地，作为了当时开明人士的首选礼服，也为后来的婚礼服装奠定了基础，特别是现代 社会 ，全球 科技 共享，思想共存的时代，婚纱更是在现代舞台上大放异彩。

20世纪的30年代，是各种思想大混合的时代，传统的观念与西方的开放，形成对峙的阵营，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也还不能完全接受白色做为婚礼的主角，但是如果又不喜欢艳丽的大红色，怎么办？

于是在这种思想的碰撞下，粉色旗袍应运而生，在30年代的礼服舞台上它绽放着另类的光彩，传统的大红色已经被认为是守旧的思想，粉色开始坐上了 历史 的马车。

传统的婚礼中大红的颜色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更是一种对于新人的祝福之色，鲜少有淡雅的颜色出现在婚礼之中，而淡粉色的出现，打破了红色的艳俗，白色的寡淡，使得新思想与传统的对话，更加和谐委婉了一些。

30年代的很多上色照片，以及月份牌女郎，都分别出现了以粉色为主的颜色，粉色的旗袍也好，婚纱也罢，都把民国的风情传递给了 历史 ，使得如今的人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一丝浪漫，在岁月里沉淀。

西式婚礼崇尚白色的圣洁，认为只有白色才能表达爱情的唯一，主张穿着白色的衣裙礼服，而在中国的传统意识里，白色是不能登上婚姻的殿堂的，因为白色代表了悲伤与丧葬，认为这是不祥的颜色，甚至在平常的服装当中，都很少见白色的身影，除非有重孝在身。

中国传统的婚礼是重视红色的，红色的礼服，红色的盖头，红色的鞋子，婚礼的主要色调都是以红色为主。

粉色旗袍的出现，把这两种颜色都进行了一次整合，粉色的礼服淡雅清爽，绣花也格外精美，摒弃了大红的耀眼，也没有大红色绣花的张扬，粉色旗袍多以小花为点缀，使得新娘更加清丽可人。

30年代的旧上海，是 时尚 的发源地，那十里洋场的繁华自是不必赘述，像这种代表了时髦与摩登的服装，必然会在这里生根发芽，直到璀璨夺目，零星小花与淡粉色旗袍相得益彰，配上一冠一纱，新人再手捧鲜花，璧人并立，便是当时的时髦标准了。

粉色旗袍上的小花与底色对比强烈，凹显出旗袍的亮丽，同时又不抢掉小花的风采，这种粉色旗袍的好处是清新淡雅，和谐平衡。

当然粉色旗袍也不能一统民国婚礼的江山，**旗袍也在 历史 舞台上绽放了光彩，**在封建王朝存在之时，是老百姓的禁用之色，可是当时光流淌到了民国时，**的禁忌被打开了，“飞入寻常百姓家”，**作为一种明快的颜色，很快受到了时髦女性的热爱，但是**依然没有成为当时的主流颜色，就像白色一样，“有人欢喜有人忧。”

在婚礼中，头饰是一个重头戏，在古代的意识里，头饰是一种身份、礼仪的象征。

同现代的头饰不同，民国的婚礼头饰，伴随着女性的服装变化而变化，经历着旗袍、婚纱的进步与衰退。民国的婚礼头饰主要有以下几种。

1、花冠披巾

这种花冠与披巾相结合的头饰，出现在20世纪的中后期，直到30年代的初期。

一冠一巾是这种头饰的标准形制，早期的花冠色彩淡雅，下垂白色纱巾，像下凡的神女，传统的味道依然很浓，与新郎的西装革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到了后期，时髦人士的头巾就进步了很多，少了繁复的花冠，也没有长及地面的白色纱巾，婚礼旗袍在白色头饰的映衬下若隐若现，显得相得益彰，虽然还是和新郎的西装革履有所差距，可是整个造型已经清爽淡雅了许多。

2、戏装头饰

戏装头饰，顾名思义，是从传统的戏剧中过渡而来的，当然不能全盘模仿。

戏装头饰被运用到婚礼当中，已经减少了很多繁杂的装饰，有的结合到花冠上，有的结合到罩纱上，这没有固定的模式，主要看主人的喜好。

3、西式头纱

做为西式代表的头纱，多以白色为主，而与西式头纱最相得益彰的还是婚纱，和旗袍搭配终究还是有些不伦不类。

多年后，民国的烟尘已经消失在 历史 长河之中，新娘的华服已经褪去颜色，头上的花冠已经沾染尘埃，但是那一抹民国的风情还在风中摇曳，那些照片上身穿婚礼盛装的新人已经不在，可是从他们留下的岁月痕迹中，我们看到了新旧思想的碰撞，传统与 时尚 的对话，民国的礼服，就是一场穿越 历史 的华服盛宴，人们在 历史 的胶片中，寻求蛛丝马迹，窥探那些远去的秘密。

红帮文化的红帮人物

王才运，奉化江口王溆浦村人。

王才运父亲王睿谟，早期在上海做裁缝，至今保存完整的《王氏宗谱》，记述了王氏家族的历史。光绪庚子(1900)，王睿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开起服装作坊，为红帮早期创业者之一。

王才运，1879年生于王淑浦，13岁离家去沪当杂货店学徒。其时外籍驻沪者逐渐增多，而一些开始修补西服的裁缝因技艺不高而受外籍人奚落的事也常有发生，有志者便东渡日本，北上海参威、朝鲜等地学艺。王才运在杂货店三年满师后，恰逢其父王睿谟自日本学做西服返沪。亲属长辈见才运为人机灵，有股钻劲，便叫他改行随父学裁缝，专做西服。起初同样是“包袱店”，即用进口毛料零买零做，积累资金。当时的大多“包袱店”是来料加工，纯属手工作坊型，只赚些加工费糊口。而王才运的“包袱店”则是从备料入手，可让来店量制西服的顾客先行挑选面料里料，并备好纽扣等各种附件，配套缝制。店中融门售与加工为一体，恰好高人一筹，便有了较多的利润，初步积累了一些资金，遂在“包袱店”中脱颖而出，在上海小马路处租了间店面，开设了一家“王荣泰”西服店（“荣昌祥”的前身）。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有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人才的基础，又得到了浙江慈溪人潘瑞璋先生的资助，于1910年在南京路（即现在上海市中百一店原址）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

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3层建筑10开间门面，店外灯光辉映，店内装饰讲究，在当时颇具气派。为扩大经营范围，王才运亲自到奉化家乡来物色人才，招收较为年轻而聪明伶俐的亲属乡邻当学徒，满师后即为职工。那时的“荣昌祥”已颇具规模，一楼铺面辟为商场；二楼前半部分经营呢绒批发，后半部分则为裁剪间、工场间和配料间；三楼一半仍是工场，一半为职工宿舍。这是当时沪上第一家有规模、有铺面又有工场的工贸合一的西服商店。开业伊始，因当时的南京中路、南京西路尚未开发，该店的地段尚属偏僻。但民国以后，市中心逐渐向西延伸。并随着发辫剪割，服饰趋新，穿西服者除外籍人士外，国人如官僚买办、律师教授、医生商人、洋行职员、驻外使节、富家子弟、洋场阔少及留学生等都赶起时髦来。一时西装革履蔚然成风，这是第一次中国西服热。于是，“荣昌祥”在规模和档次上又上了一个台阶。王才运第二次从家乡招去大批学徒，又从日本、朝鲜等地聘来华工师傅精心传授西服工艺，可谓博求人才，广育后辈。其盛时拥有职工100余名，其中商场30余人，工场间及裁剪人员70余人。经营范围除扩大呢绒零剪和批发外，以定制西服为主业，兼营西服所需的各类配套商品及饰物，诸如衬衫、羊毛衫、领带、硬领、领结、领夹、呢帽、“开普”帽、吊袜带、皮鞋、鹿皮绒鞋罩直至大衣、礼服、晨服、睡服等应有尽有，花色俱全。单以袖口纽及领带夹为例，就有银质、14K镀金、18K包金等不同的规格。1916年，王才运合伙三人拆股，“荣昌祥”独资达10万银元之巨，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最完备的呢绒、西服及西服配套产品的大型专业作坊和商店。

王才运出身裁缝门第，他从不满足于现状，墨守成规，而是博采众长，兼收井蓄，不断进取。为提高西服的档次，增强与外商的竞争力，他一方面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另外，又从日本、朝鲜、海参崴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拨萃的华工裁缝，还通过“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国、意大利等国厂商定货。高档的备料，充裕的货源，为“荣昌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高超的技术，周全的服务，使“荣昌祥”在中外顾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誉。随着“荣昌祥”的繁荣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汉口、青岛、广州、厦门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纷纷前来选料定货。

王才运的“荣昌祥”，伙计和学徒大都来自奉化王溆浦，有子侄一辈的，也有外甥、外甥婿等亲戚。他深知“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不管是亲非亲，同等待之，从严管教。凡初涉西服业者，一律先到工场实习，在学会服装结构、裁剪技术和缝纫手艺后，再视其品行和特长，有的留在工场当工人，有的分配到店堂做营业员，有的做管理人员。去工场的，先要拜师，然后按西服的一道道工序，循序渐进。掌握各种面料的性能，各种服装的款式，按顾客的身材、气质，灵活运用，谨慎操作，精心缝制。到商场的必须学会量、算、裁、试4项基本功，练习过硬本领。王才运还聘请文化教员，店堂打烊后，即组织学徒学习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并明立制订了18条店规，严格管理员工，文明热情待客。王才运培养了服装行业不少优秀人才，从“荣昌祥”出去自立门户的有20余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开西服店，与“荣昌祥”遥相呼应。王才兴、王和兴兄弟，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干南京路807号；王来富，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815号；王辅庆开设王顺泰呢缄西服号于南京路791号：王廉方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于南路781号；王士东、周永升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75号；王正甫、王介甫兄弟开设洽昌祥西服号于广西北路346号；王继陶开设汇丰西服号于静安寺路429号；孙永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于贵州路；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号于南京路957；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号于重庆路。他们都在南京路的繁荣和西服业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王才运呕心沥血，为红帮裁缝这支队伍的壮大和总体素质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身处十里洋场的王才运，目睹各国租界和帝国主义的肆意掠夺，心情十分沉重。1919年，他以崇高的信誉和“荣昌祥”的品牌，被公推为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并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董事。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他以一个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积极响应五，声援斗争，领导南京路商界参加罢市斗争，又竭力抵制日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嚣张气焰。1926年春，王才运为实现“不买不卖洋货”誓言，他决定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给王宏卿经营。王才运把大部分资产以分红的形式分给门生子侄们，这批昔日“荣昌祥”职工有了分红资金开始自立门户，独立打拼，形成了红帮裁缝在上海滩百舸争流的场面。王才运携家眷离沪回乡，被人们誉为“模范商人”。这表明王才运在红帮人中享有崇高声誉。

1927年王才运被公推为鄞奉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筹备主任，王才运不负众望，全力以赴，为早日实现甬临线旅客往来自由而尽心尽责，后浙江省公路局要将此段公路收归省办，并委任王才运主任之职，因王才运不愿与官方合作而推辞。 王廉方，江口王溆浦人。他所创办的“裕昌祥”是当年上海南京路6家西服名店（“荣昌祥”、“王兴昌”、“王荣泰”、“王顺泰”、“裕昌祥”、“汇利”）之一。这6家西服店主均来自奉化王溆浦村，上海人称之为“南六户”。“裕昌祥”店面与“荣昌祥”隔路相望，其规模虽略小于“荣昌祥”，但却有其自己的经营特色。王廉方也是当时很有名望的爱国商人。

王廉方于20世纪初在堂兄王才运的帮助下，念完私塾即赴上海，寄居“荣昌祥”学艺，因其年轻好学，不久便当上了帐房，且学得一手“左手称盘右手笔”的绝技，店内记帐、盘存、核资，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显露出理财的天资，几年后，不仅善理帐籍，且精西服的经营之道。1915年春，王廉方拜别堂兄王才运，在南京路781号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四开间门面，中英文招牌，一楼当店堂，二楼是作坊，三楼为卧室。

“裕昌祥”始办时，专做西服，产品单一，和别的西服店一样，或来料加工或看样定制，兼营少量呢绒。民国初年，繁琐的封建婚礼开始改革，简化仪式，又募仿西洋的婚礼服，当时上海一些著名学校的师生带头发起集体婚礼，时称“文明结婚”，新郎穿燕尾服，新娘披婚纱。然而，这—袭礼服，尤其是号称大礼服的燕尾服，价格昂贵，婚礼中只穿一次，就垫箱底了，实在遗憾。王廉方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别出心裁地及时推山婚礼服出租业务，博得了社会的欢迎，名利双收。

经过几年的商场搏击，“裕昌祥”发展到有员工近30人，逢旺季还得另雇员工加班加点。日积月累，资本增多，王廉方凭着理财和经营的天资把重心由西服转到呢绒生意上来。并与女婿邬荣甫联手，王廉方在外进料接洽业务，女婿在店内分理销售，零批兼营，大小生意一样对待。如此运作，自然生意兴隆，“裕昌祥”的营业额也大幅度增加。

1941年，其子王嘉植于光华大学附中毕业，此时，王廉方因积劳成疾，于是让儿子接替了他的事业。儿子因少时即对西服和呢绒业务耳濡目染，又有文化，不久便挑起了大梁。

王廉方在其儿子接班后，便将精力放在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上。先后开设了“大华氧气厂”、药业银行、“富华保险公司”等实业。他爱国爱乡、热心慈善事业，急公好义，德高望重，在沪奉两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举其要者如下：

（一）声援纳税华人会

1921年元月，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组织华人纳税会，函告公部局，推选5名华董作为顾问，进入工部局就职，以争市民权，体现爱国心。经过半年交涉，进展缓慢，西方列强推三阻四，企图取消华人纳税会章程中的某些条款。以王才运为首的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团结民众，奋勉催进，王廉方褒贬是非，爱憎分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在几次会上与余华龙、倪念先、万选青、费杏庄、王海永等慷慨陈词，就华董顾问就职问题，列论是非曲直，理正词严，痛斥帝国主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岛”，日寇派飞机疯狂轰炸闸北、南市区，大批难民流连失所，有的里逃生到租界避难。王廉方与热心人士一起举办难民收容所进行救济。以后又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办过伤兵医院，他几次冒着呼啸的子弹，抢救受伤战士，支援衣物食品，鼓励部队抗日。

（二）资助奉化孤儿院

王廉方羁旅思乡，始终关心奉化的社会公益益事业，热情扶持慈善事业。在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会长时，他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又投资鄞奉汽车股份公司，促进家乡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926年4月，奉化在育婴堂基础上创办孤儿院，救助县内困苦颠连的孤儿，教育引导他们以学自立，增进才智。但民生凋敝，又盗贼四起，困难重重，王廉方闻讯带头认捐，一次捐赠310元，后从1930年起，每年资助60元。孤儿院以“忠恕勤俭”为院训，开展勤工俭学，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孤儿成人自立。同时，他又捐款捐田资助家乡的溆浦学堂。

（三）筹建同业公会，兴办职业学枝

1997年，上海市成立了西服业同业公会．王廉方出任公会理事长。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行业，王廉方走马上任，不管事务纷杂，家业牵累，团结本业同仁，促进西服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5年10月，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以江辅臣、夏筱卿、唐琼相为主，奉命整顿。1940年3月，借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成立了“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上经民主选举，6l岁的王廉方又一次出任理事长。在两年的任期中，他信守“独木不成林，店多就成市”的古训，虽近老年，但在王宏卿、陈汉泉等17名理事监事配合下，他经常出入南京东路大庆里40号会所，对公会下设的西服组、海员服装组、调查科、财务科、总务科和同业福利会、劳资协调会作具体指导，上承下达，任劳任怨。他经常抱病工作，四处奔波，为维护同业的福利和业务的开拓，作山了贡献。两年以后，他虽然不担任同业公会理事长，还兢兢业业，关心和支持公会的重大事务。在王宏卿等创办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时，他捐款1120万法币．作为建校基金，不收回报，后来得知学校开办经费紧张，购置设备困难，他亲自出面与“先施”、“新新”、“永安”等南京路上的4大公司协商，恳请他们慷慨资助。 王宏卿（1900－1972年），江口王溆浦人，原名嘉让。15岁遵父命从家乡至沪，随族叔王才运在“荣昌祥”当学徒。在师傅的严格训导下，王宏卿学习奋发，技艺绝佳，且能用英语熟练地同外国客户洽谈业务。3年满师后便在“荣昌祥”当伙计（营业员），工作认真负责，深得王才运的喜爱。

“五卅”后，王宏卿受师傅委托，接替了“荣昌祥”。他悉心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并进一步开拓团体制服业务，发展留学生出国西服生产，承接铁路员工号衣和航空军校学生制服等订单，后又承制军服、雨衣，增大呢绒批发量，使“荣昌祥”始终保持了兴旺发达的势头。

20世纪30年代初，广东巨商筹建大新百货公司大楼，择址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其中包括“荣昌祥”的店址在内。“荣昌祥”得到一笔赔偿金后迁至原址对面营业。由于仅有低层铺面，无法开设工场，于1933年再次迁到南京东路782号。新址系一幢双开间假3层房屋，比较宽敞。五宏卿信心倍增，精心装修，分设商场、试样室、帐房间、经理室、裁剪间、上下两个缝制工场、职工宿舍及休息活动场所，又调整了经营范围，确定以呢绒西服、团体服装为主业。

名师出高徒，“荣昌祥”先后培养门生林天石(后任志翔服装厂经理)、蔡和鸣(后任中国皮鞋店经理)、李舜耕(后任景华西服商店公方经理)、胡沛天(后任春秋服装商店公方经理)、水永铭(后任上海丝绸公司批发部负责人)等20余人。还派遣蒋月卿去日本学习西服专业，向欧美长期订购西装时新样本，及时了解世界流行款式，使“荣昌祥”的工艺、款式，质量不断提高，走在同行前例。王宏卿又将欧美新出版的西装时装样本，分售给同业客户，使同业共同获得国际服装新潮流新信息，促使同业共同提高。同时扩大承接军服及团体服装业务，做铁路呢制服，他派专门技术人员在铁路沿线各站，按人量体，务使铁路员工穿上合身的制服。这种服务方式深得铁路当局及职工的好评。为了做好出国留学生出国前西服定制工作，“荣昌祥”每年派出技术人员去北京清华、燕京等大学为学生量体、试样。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王宏卿会同周永升（汇利西服店经理）、莫高明（亨达利钟表行经理）、毛钊炳等著名商人到内地，克服种种困难，筹建华南被服厂，为抗日出力。先在汉口，后迁香港，再至祁阳等地办厂，生产军需服装、被头、水壶等物品，供给前方将士需要。“荣昌祥”仍留上海继续营业，为了前方的需要，他从上海抽调了一批技术管理人才、缝纫设备和原辅材料，支援华南被服厂并提供后勤保障。华南被服厂虽屡遭敌机轰炸，但仍辗转内地，坚持生产。从王宏卿身上，充分体现了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王宏卿回到上海，重理“荣昌祥”业务，并悉心整顿，重整旗鼓。又开设了“华东雨衣厂”和“光华皮鞋店”，使“荣昌祥”的业务量得以不断的增加。

王宏卿在担任上海市同业工会理事长时，殚精竭虑，为西服事业的发展尽心尽责。他多方奔走、协调，并在同业公会中集资，在宋公园路开办了上海市西服职业学校，学生由同业公会内每个会员企业单位保送。学生免费学习，学费由保送会员单位支付，使学员一心一意学好西服技术。该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培养出50多位西服技工，促使全行业西服制作技术更上一层楼，对培养西服业专业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宏卿以自己在社会上的合法身份，积极拥护和平民主主张，他的经理室经常成为中共员蒋本箐、潘念之等人的秘密会议场所。有一次国民党派在南京路西藏路枪杀“银元贩子”(实际是进步人士)时，而附近的“荣昌祥”经理室里同志正在开会，却安全无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王宏卿在做好繁重的企业工作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49年后曾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联委员、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购买折实公债、申请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他均以身作则，积极带头，为带动同业作出了贡献。1953年因“左”的路线影响，王宏卿蒙受了不白之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昭雪。 余元芳，白杜泰桥村人，8岁上学，小学毕业后，托人介绍，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学艺，因战乱两次回家避难。1941年满师，考入上海南京路王顺泰主管业务和裁剪，并以出众的才华和技艺深受老板的赏识和职员们的称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年轻有为的余元芳离开了王顺泰，自立门户，以一身好手艺招来了一群群客户临门。当时，好些国民党的高官都上门找余元芳制作西服，如张嘉璈，贝聿铭之父贝祖贻，李鸿章侄女婿刘攻尘等。

1949年2月，与其兄余长鹤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一楼大厅开设波纬西服店，承接各国领事馆、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制服业务，一时门庭若市。5月，上海解放，西服生意清淡，余元芳便至香港另找门路。后因当时大批苏联专家支援我国建设，就住在上海大厦，经常到波纬做西服，有时一天能接40多套业务，余长鹤忙不过来，于是叫余元芳重返上海联手。当年6月初，余元芳进入波纬，男女服饰全做。并以精工细作、款式新颖、交衣及时而颇受好评。当时的陈毅市长，刘晓书记，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以及华东局的、吴克坚、魏文伯、陈丕显、等先后找余元芳定制过西服，一时波纬的店堂外面，小轿车首尾相接，顾客应接不暇。

1955年，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西服，接连改了几次，仍不满意，专程赴上海重做，上海市政府便委托余元芳担此重任。余在两天时间内就做好西服叫小尼赫鲁试穿，结果十分合适。回京后小尼赫鲁与彭真说起此事，面临日益频繁的外事交往，彭真市长指令到上海挑选一批服装名店和技师来京，带动首都服装业。

1956年4月底，余元芳、余长鹤和波纬14名职工到了北京，安排在新落成的前门饭店。考虑到外宾和中央领导能就近制衣，第二年，波纬搬到东交民巷28号，并与迁京的万国时装合二为一，由余元芳任经理，于1957年4月18日隆重开业。

波纬服装店背靠外交部，面向使馆区，出入中南海，可谓顾客云集、名扬京师。好多业务都是直接为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服务。余元芳先后为、、、、、、郭沫若等党和国家***制作过一套套西服、大衣、中山装等服饰，为刘晓、黄镇、、伍修权、丁国钰、徐以新等外交使节和西哈努克、恩克鲁玛、卡斯特罗等外国元首也做过西服。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周总理的内衣外套，几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国访问，或参加重大国际会议，或会见外国贵宾，周总理总是委托余元芳准备中山装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总理安排到会见厅，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妻子、王子。随后，余元芳便为他们三人做大衣和西装。过了两天，衣服交货，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拍手叫绝，可见余元芳技艺之精。

1964年4月，偕夫人王光美出访东南亚4国，随同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陈毅,副部长黄镇、乔冠华和外事办的官员共百余名，他们的西服都到波纬来定制。余元芳率领10多位一流的裁剪、缝纫技师，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夜以继日突击工作，出访前所有服装相继完工，受到的称赞。主席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回国，准备下一轮赴印尼访问。在昆明作短暂停留时，主席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服装作了一番修改。中，主席遭批斗至，余元芳被戴上资本家帽子，遣送回乡，与他的妻子一起在奉化“劳动改造”整整7年。到1973年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此时波纬服装店已更名“红都”，余元芳老经理复出，被任命为顾问，直至退休。 据奉化市江口镇王溆浦村《王氏宗谱》记载：“昌乾公，从事工业，先王母俞氏，以纺织佐之，艰苦度日。昌乾公逝世时，二子睿谟公，字立华，仅7岁。王睿谟13岁时，继承昌乾公家业，工余做小贩,补家用不足。王睿谟24岁结婚后，赴上海工作。”他37岁时，伯父病危，二家合而为一。家中生寡食众，王睿谟仍在上海就业。打工之余，凭他做裁缝活的本领，经常做些衣服，赚钱补贴家用。王睿谟39岁那年，适逢日本明治变革，产业发展，劳动力紧缺。王睿谟打算东渡打工赚钱，维持全家生计。开始，他的主张遭母亲拒绝。后来，由于上海生意萧条，王睿谟走投无路，再三恳求母亲让他去日本，终于得到允许。大约在1885—1886年之间，王睿谟在日本勤学苦练，掌握了做西服的一些诀窍。1891年，他与几个同乡回到国内，当时正值上海租界扩展，西服业开始成为热门行业，他从早到晚，四处奔波，为人缝制西装。儿子王才运13岁时，王睿谟即带他到上海，安排在一家西服店当学徒。满师后，经过几年艰辛努力，于1900年在浙江路、天津路交汇处的忆鑫里附近，父子俩开办了“王荣泰洋服店。”该店曾为徐锡麟做过西服，王睿谟根据徐锡麟的要求，用了三天三夜时间完成。

王睿谟、王才运父子在经商致富后，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捐款兴修水利，造桥铺路。1920年王睿谟出资银元2800多元，重修了江口东面的寿通桥，在甬临线未开通前，此桥是溪口、新昌、嵊县等地从陆路赴宁波必经之桥。1860年以来，奉化屡次遭受大水灾，灾民蜂拥，流离失所，王睿谟、王才运父子积极捐款赈灾。1924年元月，王睿谟临终前嘱咐王才运把家乡的田拨出120亩，其中100亩田租收入，供20名贫寒子弟免费进入溆东学校，岁助学费百元。 江良通是奉化市江口前江村人。

江良通于19世纪后期东渡日本学艺，在横滨与开西服店的宁波老乡经常探讨制作西服的技艺，1896年学成回国后在上海静安寺路407号开设“和昌号西服店”，这是华人在上海开设的首家西服店。江良通是红帮裁缝早期的创业功臣。

江良通在发家致富后积极回报桑梓，当年江良通和兄弟江良达捐资16000元，另助田123亩创建锦沙小学。锦沙小学在民国年间是奉化校舍完备、设施齐全、师资强大的小学之一。该校有二层走马楼式校舍23间、会议室和63米风雨操场。

江辅臣是江良通的儿子，毕业于上海的法国教会学校“圣芳济学院”。此校创办于1874年，1880年起开始吸收一些中国学生，1901年起开设中国部。

由于江辅臣自幼接受东西方两种文化教育，懂得外语，这对经营西服业十分有利。江辅臣毕业后，其父就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让他担任“和昌号”经理。此店一直开到20世纪40年代。店内盛时有从业人员11人，其中技术人员7人。当时的“和昌号”一直以技工多、技艺好而著称沪上。

江辅臣从20年代起，还担任了数届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的领导职务，为“红帮裁缝”在沪上的发展倾注了不少心血。